（说明，本文应法制日报社《法制资讯》记者9月约稿，因未见发表，于10月18日再投《检察日报》，再投《检察日报》时，文章增加了对农民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的另一思路的内容。
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别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分为十几个法系。现代社会风险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科技有关。
法律的天性是保守的，而今后将变得富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灵活性。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欧洲现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是新一轮风险的开始。安全始终是人类有制度设计以来首选的基本价值，但现代社会的风险和历史上的风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给出了答案：当代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初期不同，当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是风险性。同样，中国也面临着机会。这不但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改善了国家的内部治理方式。
东南的珠三角一带，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十几倍。当你是继承人时，你同时也是权利人，你有权利破坏生态，现在你是借人东西的人，你就是债务人，即义务人，债务人的第一义务是保持被借物的完好，当子孙即权利人需要的时候要完好无损地交给他们。红25军原有1万2前人，43天的肃反后仅剩下6000人，红4军排以上干部基本被杀。
1950年2月西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许多裁判机关，侧重于法律手续，机械的去应用法律，对镇压反革命的重要工作却放松了，这是裁判机关在工作中的极大缺点，而且是严重错误。与严打模式最为相近的就是对反革命的惩治。1934年4月17日，中执委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程序与条例给任意捕杀反革命提供了法律依据：《司法程序》几个主要的条文如下：一、区保卫局特派员、区裁判部，区肃反委员会，民警局，劳动法庭，均有捉拿反革命及其他应该捉拿的犯人之权，过去关于区不得上级同意不能捉人的规定，应废止之。
中国的法治困境，根源于这种超法律权力的存在。1951年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是对这种严打制度的继承。
在征引上述资料后，两位作者说，这样，根据这个《司法程序》，乡苏维埃有任意捕人之权，县区两级有随意处决之权。3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安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质匪众，必须给以坚决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这个征粮标准比国民党时期的最高征粮标准增加了三分之二（四川），同时征粮季节已经过去，很多农户存粮已经卖了，需再去买粮来交。（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步谣言者。
三、省县两级裁判部、肃反委员会，高初两级军事裁判所，均有捉拿、审讯、判决，与执行判决（包括死刑）一切犯人之权。追溯在什么背景与制度之下，这样的行为曾经一再重演。第二十五条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闽西南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
不明白的是，执政者一再表白党和政府一切行动都要在宪法的框架之内，而严打显然是超法律的政策式行为、是以指令代替法律的行为。这位部长要求司法工作人员领会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放弃替被告着想的糊涂思想，万勿机械的执行，如与条例上未尽规定的反革命行为，应按照本条例第十六条办理，即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如第十条：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惑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接着，中共西南局发出指示，批评前一时期在干部和一些领导中，因历史教训怕杀人，要求对反革命分子为实行严厉镇压。
这种以政策代法律，甚至取消法律、随意杀人，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原来局限在苏区、边区等局部地区的残杀，开始蔓延至全国。1934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部曾发表《裁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向——镇压反革命》，这篇发表在《红色中华》第156期上的文章中说：镇压反革命是放在裁判机关面前的中心任务，是裁判机关工作的主要方向，裁判机关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向着这个方向做去。而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反革命罪名的该是在中央苏区，尤其是在反AB团事件中。从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来说，罪与非罪的界线和国家权力的运用都应该在法律上加以明文规定，国家权力不可以因为拥有暴力机器而超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去行动。就在宪法公布不久的1954年，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制造了出来，而其定罪，就是有反革命目的。命令说：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所颁布的第六号训令，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颁布的军事裁判所暂行条例上所规定的司法程序，均废止之。
西南财政工作报告中说：由于任务繁重，时间短促，情况不熟，地主抵抗，致干部发生急躁，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有些错误是严重的。陈铁健先生在《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中说，照此说法，法律条文似乎只是摆样子做招牌给人看，而不准备照章实行的。
尤其是，由惩治反革命开始的以政策代法律、以法律为工具，甚至蔑视法律践踏法律的路径已经行成，即使在各种文件甚至宪法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行动，但这样的规定除了官样文章外，还能是什么？。这仅仅是西南区的情况，全国的形势更加严峻。
——贺卫方《严打会导致更多的犯罪》建立和谐社会的指令墨迹未干，六个月严打的指示又随炎夏降临。并说，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减轻罪状。
但这种明显违背法律精神的条例，却得到当时的司法部长、民国时期著名律师史良的认可，她并对此条例此作了政策性解释：在《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文章中，史良批评当时的司法机关镇压不足，宽大有余，说其主要倾向是：该办的不办。且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经征收过了赋税，中共不仅在征收中不扣除，反而加收一半甚至二倍（尤其是一些地主）。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从重、从快、从严惩治——严打术语早已有了。这样，历时一年半之久贵州的剿匪，按贵州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是歼灭股匪14万，但据王海光教授统计，有近三十万之众。
导致一部分苏区干部和群众逃往白区。自然，仅仅批判法律观念还不够。
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司法部长等对这个条例的解释，以及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管制与反革命镇压，中共在统治之初，镇压的反革命数量，按官方公布的数据是两百万。（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作为一个历史学人，更多的是想追溯严打这种行为模式的历史根源、追溯其来源。不认识苏维埃法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压迫敌对阶级的武器，而表现出单纯的法律观，机械的去应用法律。
第十二条对于居民或红色战士进行宣传鼓动或制造散步谣言，使社会发生恐慌，破坏苏维埃及红军信仰者，处死刑（可因牢骚沦为反革命）。正是在这种惩治反革命的过程中，所有的法律都失去效力，而沦为政策的工具与附庸。每一次对宪法的这种践踏，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惩治反革命的名义实施的，最后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大革文化命，也是革命对反革命，这就不仅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就是宪法也被弃如敝屣了。反革命罪虽然在1997年已经宣告终结，但这种治理模式并没有终结，这种治理模式背后的制度基础与文化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其三，是办的慢，即法院常将反革命案件拖延不办，越是案件重大者越是拖延得久，有拖至一、二年未结的，致失去及时镇压反革命的效果。这个所谓‘正确办法，是使滥抓滥杀合法化的办法，是使‘以杀人为儿戏的祸水再度泛滥的办法。
这种自由心证的司法体制，正是中共巩固政权的机制。最近读到中央党校王海光教授的文章，谈中共在贵州的剿匪与镇反运动的。
文章显示，中共在接管西南初期，中央给西南额定的1949年度的公粮是四十亿斤，其中四川三十亿斤，云贵各五亿斤。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计41条，其中有27条都是冠以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头衔处以死刑。